红笔的笔尖压在纸上时发出了一声比正常书写更尖锐的摩擦声——她用力太大了,纸张在那个圈的弧线顶部被划出一道细微的裂口,裂口从圈的边缘往外延伸了约两毫米,像一条极细的裂缝从正圆的边界上逃逸出来。
她把笔放下。笔在玻璃板上滚了半圈,停在茶杯旁边。
她把单子翻回正面。看着那四个字——“补充材料”。郑局长说的。方志国重复的。同一个词从两个不同级别的官员嘴里说出来,用着同一套官方措辞——年终决算、审计要求、按流程走——每一个词单独拿出来都完全正确。合在一起就是一堵没有门缝的墙。
赵红梅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县委大院的中庭,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划出交错的线条。楼下有个人骑着自行车经过后门,车轮碾过残留的雪泥,发出沙沙的声响。她看着那辆自行车消失在后勤楼的拐角处,然后把窗帘拉上了。
窗帘是深蓝色的,拉上之后办公室里的光线暗了两度。她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把那张单子夹进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放进右手边抽屉的最上层——不是归档的位置。那个抽屉里放的都是待处理但暂无解决方案的文件。
抽屉合上时滑轨发出了一声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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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下午。朱斌在综合科接到陈美兰的电话。
电话是内线——招待所前台的分机。陈美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时比平时更轻,背景里能听到招待所大堂里暖气管道的咣当声和老孙头在门外扫雪时扫帚刮过水泥地面的沙沙声。
“小朱,你昨天说的那批接待清单我整理好了。你过来拿一下?”
朱斌说“好”。挂了电话。
他去招待所前台时陈美兰正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叠装订好的订餐记录表。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工作服,外面套了件旧棉袄——棉袄的袖口磨得发白,露出里面灰色的棉絮。柜台上放着一个搪瓷盘,盘子里是几摞码好的单据——招待所年底也要做账,所有接待记录都要归档。
“这些是十二月的订餐记录。”她把那叠纸推过来。纸张从柜台面上滑过时发出一声干擦的沙沙声。“你在综合科用得上——年终总结不是要汇总各口的接待费嘛。”
朱斌接过材料。材料是普通A4打印纸,每一页上印着表格——日期、包间号、用餐人数、签单人、金额。他翻开第一页时陈美兰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暖水瓶,给他的搪瓷杯里续了热水。续水时她的手指在杯沿上碰了一下——食指指腹在搪瓷杯口的那个缺了一小块瓷的位置轻轻擦过。
“谢谢陈姐。”
“你慢慢看。有不清楚的问我。”她说完就低头继续整理单据,手里的圆珠笔在账本上写数字——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地响。
朱斌翻到第三页时停下了。
十二月四日。小包间。用餐人数四。签单人:方志国。金额:一百一十二元。备注栏里写着“接待市财政局检查组”。
十二月七日。小包间。用餐人数三。签单人:方志国。金额:八十三元。备注栏里写着“工作餐”。
两笔签单之间隔了三天。
他的手指停在第二行备注栏的旁边——不是因为金额,是因为那个极小的记号。陈美兰在“工作餐”三个字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极小的“方”字。铅笔的笔迹很轻,轻到如果不是专门去看备注栏的空白处,根本不会注意到。但他注意到了——因为这个“方”字的笔迹和当初夹在综合科材料里的那张纸条上的一模一样。横折钩的角度偏大,撇笔收得很短,整个字的结构偏扁。
他抬起头。陈美兰正低头在账本上写字——好像完全没有注意他在看哪一页。她的圆珠笔继续在纸上沙沙地移动,笔尖从上一行数字的末尾移到下一行的开头,节奏平稳。但她握笔的手指——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笔的位置——骨节轻微发白,说明她握笔的力度比平时大了一点。
朱斌翻到下一页。
十二月四日的接待记录里,宾客名单栏写着四个名字。其中一个排在第二位的,和十二月七日“工作餐”宾客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同一个人。
郑局长。财政局。
他把订餐记录翻回第一页,继续往后翻——翻完整个十二月的记录。翻页时他的手指在纸面上不紧不慢,每一页停留的时间均匀,像他真的只是在核对接待费数据。
“陈姐,这些我带回去看。明天还你。”他把材料夹在腋下。
陈美兰抬起头,点了点头。“不急。”她低下头继续写字。笔尖沙沙沙——纸面上一行一行地铺满了整齐的数字。
朱斌走出招待所大堂时,老孙头正扫完最后一段走廊,扫帚靠在墙角,他本人坐在门卫室里剥花生。收音机里放着午后的评书,说书人的声音抑扬